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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十七章 高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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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罗借助唐朝的力量完成了朝鲜半岛中南部的统一,8世纪后期以后,新罗同其宗主国唐朝一样,陷入内乱与衰落的窘境。9世纪末,真圣女王统治下的新罗爆发了人民起义,导致新罗在朝鲜半岛的统治土崩瓦解。在各处的起义势力中,弓裔和甄萱两个乱世枭雄脱颖而出,分别打出了高句丽和百济的旗号(史称后高句丽和后百济),与在金城(今韩国庆州)一隅之地苟延残喘的新罗形成鼎立之势,史称“后三国”。

新罗的碎片化造成了各处豪族割据自立的局面,后三国只是当时朝鲜半岛中南部较大的三个势力,半独立的中小豪族更是不计其数,高丽王朝的开国之君——王建就是出身松岳(今朝鲜开城)地方的豪族。根据高丽王朝后来的说法,王氏家族的父系祖先(曾祖父)是微服东游的唐朝某帝王或皇族(有唐肃宗、唐顺宗十三子、唐宣宗等说法),该李唐皇族与出自白头山的圣骨将军虎景的曾孙女辰义(追封贞和王后)结合,生下了王建的祖父作帝建(追封高丽懿祖),作帝建又与西海龙王之女(追封元昌王后)结合,生下了王建的父亲龙建,后经求法唐朝而归国的道诜和尚指点,以王为姓,名隆(追封高丽世祖),并在第二年生下了王建。此等传说固然荒诞不经,但王氏为华人后裔确有可能性存在。

896年,王隆以松岳郡归顺割据铁圆(今韩国铁原郡)的军阀弓裔,被弓裔封为金城太守,时年20岁的王建则被弓裔命令在松岳筑城,并受封为城主,开始崭露头角。897年王隆去世,901年弓裔称王,自居高句丽报德王后裔,定国号为高丽,史称后高丽或后高句丽(904年改国号为摩震,911年改国号为泰封)。王建是这个政权最重要的将领之一,他在与后百济的作战中屡次胜利,受到弓裔的重用,于913年被任命为百官之首——侍中。弓裔猜忌好杀,导致众叛亲离,918年7月25日(阴历六月十五日),泰封骑将弘述(后被王建赐姓名为洪儒,以下三人同)、白玉(裴玄庆)、三能山(申崇谦)、卜沙贵(卜智谦)发动兵变,拥立王建为君主,国号高丽,年号天授,大多数官民当即表示归附。弓裔闻讯逃走,途中被民众所杀。翌年正月,王建将都城从铁圆迁到自己的“龙兴之地”——松岳,改称开州(后称开京),从而巩固了高丽的基础。

前期风云

王建缔造高丽国之际,新罗已经彻底没落,而王建采取扶持新罗的对外政策,后百济的甄萱则是王建的主要劲敌。对于其他割据一城、尚未臣服的豪族,王建“分遣单使,重币卑辞,以示惠和之意”,并通过联姻等手段逐渐将诸多豪族笼络到自己的麾下。在高丽与后百济长期的拉锯之中,高丽逐渐占据上风,以930年古昌(今韩国安东)的瓶山之战为分水岭,高丽开始对后百济转入攻势。933年王建接受后唐册封,开始使用后唐年号,获得了来自中国的支持。935年后百济内乱,甄萱被儿子甄神剑废黜,不久后投奔宿敌王建。同年新罗国王金傅归顺高丽,新罗都城金城被王建赐名为庆州。936年秋,王建亲征后百济,在一利川(今韩国龟尾市)大破神剑,取得决定性胜利,神剑也在不久后投降。王建终于完成了三韩一统的大业。

高丽敬天寺石塔高丽开国后,王建对内着手恢复秩序,他遵用新罗的典章制度,确立佛教的国教地位,通过与功臣豪族的政治妥协而维持着豪族联合政权的形态,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豪族有黄州皇甫氏、忠州刘氏、贞州柳氏、平州朴氏、平州庾氏、广州王氏以及来自前朝新罗的庆州金氏、庆州崔氏等,因此高丽初期无论是专制王权还是中央集权都相当脆弱,可以说是无为而治;对外则积极北拓,定平壤为西京,将北部疆域从大同江流域逐渐延伸至清川江流域,还试图联合中原对抗契丹,并在934年接纳被契丹灭亡之渤海国世子大光显。943年,王建去世,庙号太祖,储君王武继位,是为高丽惠宗。

如果说王建在世时尚能以其恩威驾驭功臣豪族,那么等到他体弱多病的儿子惠宗王武继位时,这种政治平衡就动摇了,终于引发各方势力的火并,即945年的“王规之乱”。通过平定王规之乱而上台的定宗王尧也是太祖王建的儿子,他倚重从叔王式廉,试图迁都西京,触动了功臣豪族的既得利益,到949年被弟弟光宗王昭取代。光宗是高丽王朝地位最重要的君主之一,他即位八年之后,开始将高丽政治的“无为”全面转化为“有为”,颁布“奴婢按检法”,实行科举制度,制定百官公服,伴随这些王权强化政策的则是对功臣豪族势力的大清洗。通过光宗的铁腕手段与政策,高丽的王权得以大为稳固,为将来进一步的社会整合和秩序构建铺平了道路。

975年,光宗死去,儿子王伷继位,是为高丽景宗。景宗在位时中止了光宗的大清洗,安抚豪族势力,同时确立田柴科制,奠定了中央集权体制的经济基础。981年,景宗临终传位于堂弟王治,是为高丽成宗。成宗亦是一位不亚于光宗的有为之君,他引进了中国唐宋典章制度,建构起中央集权体制,同时设十二牧,开始向地方派遣流官,经济上规定租税法,文化上设立国子监,实行“以儒治国”的方针。可以说,高丽的国家体制到成宗时才正式成形,开国之初割据各地、半独立的豪族演转变为拥有高贵稳定地位、同中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贵族,并与王权构成平衡,这是建立在数代君主努力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的。

高丽刚步入成宗所制定的轨道发展下去的时候,就进入了内忧外患的动荡时期。这个时期始于993年冬天的契丹入侵,高丽通过徐熙出色的外交谈判使契丹撤军,还获得契丹所赐的鸭绿江以东之地,但所服事的对象由宋朝转变为契丹。997年,成宗死去,传位给景宗的儿子王诵,是为高丽穆宗。穆宗在位时,母后千秋太后皇甫氏摄政,其姘夫金致阳专权,造成朝政紊乱,金致阳甚至企图将他与千秋太后所生的私生子奉为新君。1009年,穆宗欲立太祖王建的孙子王询为储君,以抵制金致阳的阴谋,为此召镇守西京的康兆入卫,不料康兆不仅杀了金致阳,还连着穆宗一起废黜杀害,拥立王询为王,是为高丽显宗。消息传到契丹,刚亲政的契丹圣宗耶律隆绪便决定兴师问罪,东征高丽,康兆战死,开京被契丹占领并付之一炬,显宗王询南逃罗州。契丹虽然占领开京,却不断遭到高丽军的骚扰,在高丽立足不稳,所以在得到显宗亲朝的承诺后撤军。显宗回到开京后即以有病为由食言,拒绝入朝契丹,同时恢复和宋朝的宗藩关系,重新使用宋朝年号。契丹则要求高丽在国王亲朝和归还江东六州中二选一,又修浮桥于鸭绿江上,在东岸建保州等城(今朝鲜义州),引起高丽强烈不满。双方冲突越闹越大,到1018年爆发了第三次高丽契丹战争,高丽军在姜邯赞的指挥下取得龟州大捷,重创契丹军,契丹只好放弃对江东六州和国王亲朝的要求,高丽也暂时不过问保州问题,在1022年恢复了和契丹的宗藩关系。

中叶治乱

结束了与契丹的战争后,高丽进入了长期和平稳定的时期,因此显宗被视为高丽的“中兴之主”。德、靖二宗时,围绕保州问题,高丽与契丹关系再次紧张,为此高丽修筑了千里长城,其后由于高丽的让步而很快恢复了和平状态。1046年,高丽文宗王徽继位,此时不仅高丽内部安定繁荣,而且对外与契丹(辽朝)和睦相处,与宋朝恢复邦交,与日本实现往来,被誉为高丽的黄金期。文宗在位37年之久,随后的顺、宣、献三朝大体维持守成局面。

高丽时代建筑——礼山修德寺大雄殿文宗在位时,与出身庆源李氏(仁州李氏)的贵族李子渊联姻,娶了他的三个女儿为后妃,其中两女(仁睿太后和仁敬贤妃)生育许多王子,这些王子又大多同庆源李氏下一代联姻,庆源李氏的势力因而迅速膨胀,成为盛世隐忧。1095年,高丽发生政变,文宗之子鸡林公王熙先联合宰相邵台辅、将军王国髦等诛杀庆源李氏外戚李资义,随后年轻的顺宗让位于叔父王熙,王熙即高丽肃宗。肃宗年间,正逢女真兴起,高丽与女真发生冲突,高丽惨败,被迫求和,肃宗接受朝臣尹瓘之建议,设立“别武班”,大修武备,欲雪败于女真之耻。1105年,肃宗去世,儿子高丽睿宗王俣继位,在1107年冬派尹瓘、吴延宠越过千里长城,征讨女真,占领曷懒甸之地(今朝鲜咸镜南道一带),修筑东北九城,但因不堪女真的反扑与骚扰,于1109年将九城归还女真。1115年,女真酋长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,与高丽建立兄弟之邦的关系(1126年改为宗藩关系),高丽则利用辽金战争的机会夺取保州,改名义州,解决了多年来的肘腋之患,使高丽疆域抵达鸭绿江。

1122年,睿宗去世,儿子王楷继位,是为高丽仁宗,由于仁宗年幼,外祖父李资谦辅政,庆源李氏的势力再次膨胀。李资谦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仁宗,实现了庆源李氏和王室的第四代联姻,他本人则被封为朝鲜国公,位极人臣,严重威胁到高丽的王权。这种矛盾终于在1126年爆发,先是仁宗近臣欲铲除李资谦及其亲家拓俊京却失败,导致宫阙被焚,仁宗差点要禅位给李资谦,李资谦不接受,但仁宗遭到软禁。而后仁宗成功离间了李资谦和拓俊京的关系,通过拓俊京扳倒李资谦,翌年又除掉拓俊京,恢复了王权。然而,仁宗接下来所重用的是出身西京的和尚妙清与朝臣郑知常等人,他们极力鼓动仁宗迁都西京,甚至称帝建元、北伐金朝,引起了以金富轼为首的旧贵族的不满。仁宗最终没有接受妙清的建议,妙清遂于1135年在西京起兵,国号大为,年号天开,仁宗派金富轼讨伐,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,西京方面时降时叛,最终还是被金富轼武力镇压,高丽的社会秩序又重新稳定下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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